二月河与冯其庸先生的师生情,同气连枝骨肉亲

作者:大发文学

我出版具有二月河传记性质的散文随笔集《直面“皇叔”二月河》时,为了拉大旗作虎皮,来到“皇叔”芝兰之室,惴惴不安地恳请叔叔帮我联系通融一下,向师爷爷冯老求字,以便用到书上,增光添彩。叔叔明白来意后,坚决明确地拒绝了我的要求,认真而深情地对我解释道:“你师爷近九十高龄,身体不好,眼睛更不行,我很担心,我尚不敢要字,你就断了念想,我不扰,也不能由你去扰。”言词切切,感情殷殷,我虽未如愿,却对叔叔对冯老的爱护敬重深受感动。

回想起自己有一次我也要参加一个重要的文学活动,其实早已把手头的活干完,我是那种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常常加班完成任务可是那都视而不见。一年就请一次假,很后悔自己说了实话早说生病了就啥事没有了。假没批反而挨了顿不务正业的批斗,我说领导你打麻将就是务正业吗?从某些方面来说,对于单位会写材料的人不加以理睬就是种不能人尽其才,培养写材料自己使用也方便难道不是吗?

这几年,很多学者离我们而去,每一个熟悉的名字成为定格时,笔者心中总有一种落寞感,但又有一点安慰,因为他们的文字和精神留了下来。冯其庸先生与二月河的这些经典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文化传承、教育担当的力量,这种力量向世人展示着自强不息、执着奋进的人生启示,在芸芸众生的心中留下难忘而坚定的印记。那就让我们在前人的指引和感召下,沿着他们的足迹,在这片先贤辈出、今民勤读的土地上,朝圣文脉,继续前行。

冯其庸的道化德性令二月河钦服,无论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二月河恂恂然执弟子礼甚恭,每隔段时间,或者逢年过节,都要怀着感恩的心,给冯教授打个电话,问声安好,这才觉得心神俱宁。那年,二月河携女凌晓到北京拜访冯老,小凌晓恭恭敬敬地鞠躬:“爷爷好!”二月河认真纠正:“是该叫‘师爷好’!”敬重情态溢于言表。

二月河老师说,写书的人想出书就像饥饿的人想吃饭一样。可是出版社没有一个熟人,无奈之下他想到自己的恩人冯其庸先生,并把自己的新作品《康熙大帝》拿给冯先生看。当时摆在冯先生面前的有17万字红学研究文集、17万字读书札记以及17万字《康熙大帝》小说前几章初稿,这是参加第一次红学会后二月河创作出的作品。面对这三个17万,冯先生当机立断:放下其他研究,专心创作《康熙大帝》。自此,二月河先生开始了他晚十点至凌晨三点写作的历程,并且一写便停不下来,又相继创作了《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作品,从而享誉文坛。看到二月河老师的手卷,那是一种怎么样艰辛的历练啊!很细很细的毛笔字一张纸上密密麻麻的写满四千字,为了省纸。那样的一个时期,把文字当做第二工程,下班的时候当别人回家享受轻松时光时,他不管严寒酷暑自己躲在办公室爬格子。当听到叫到凌解放,陪我打会牌时赶快离开书桌,陪领导消遣会。下班后没有像别人一样去吆五喝六,没有去麻将馆虚度光阴,可即便这样依然受到某领导排挤。被领导公开批评是拿着公家的稿子写私人的文章。小人物们的愤懑 他经历了不下千万次,告诉自己越是这样越要写出来个样子让这个领导看看。后来那位批评他拿着公家稿纸的人最终获得了十年的徒刑,当他无情把刀扎在一颗热爱文学的心灵上时,伤及到的同时也是他自己。他作威作福已成往事,一个兢兢业业的青年,只是不会趋炎附势而已。

二月河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总会说:“冯老自幼出身寒门,一生坎坷,自学成才。他赏识我,或有出自同病相怜。”

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各留级一次,二月河的老师比同学“要多”一些。其师中最知名、最曲折、最为人称道、最受二月河敬重的,当然是红学研究泰斗,原《红梦楼学刊》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红学会名誉会长、著名文学家冯其庸教授。

那一刻,二月河老师是欣喜的,欣喜终于有名师愿意给自己沟通,见到冯其庸先生的那晚也是他命运发生历史性改变的开始。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寄稿子给冯其庸先生,很快在上海又召开了红楼梦学术代表会,第四次  第五次,在冯其庸先生的推介下,二月河老师顺利当选为红楼梦研究会的代表。相当于二级编委这让他在文坛上有了一席之地。

1988年11月9日,冯先生到扬州参观访古,夜里读《康熙大帝》第三卷。20日,冯先生经郑州,傍晚抵达南阳。恩师到来,二月河亲自前来迎接。22日上午,冯先生参加二月河《康熙大帝》第三卷的讨论会。可见,冯先生一如既往地关心二月河《康熙大帝》的写作,从始至终予以最强有力的支持。

近些年,二月河作为党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要参政议政,每年都多次到京,无论是开会或者讲学,高官可以不访,长城可以不游,朋友可以不聚,一事不可不做,那就是无一例外都要亲自到冯老宅院拜访问安。冯师母及冯老本人患疾,二月河都要寄钱,表示慰问和祝愿,期望他们的身体早日好转。

曾经名不见经传的他只是一个文学的门外汉,辛辛苦苦创作的两万字的红学论文投到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平台红楼梦学刊后,半年没有回音,他抱着不放过最后一丝希望的信心。鼓起勇气给红楼梦学刊的一个编委,不认识  ,但是好明智的选择了编委名单里带*符号的那个。把自己的文稿工工整整又整理一次连同一封厚厚的打动人心的信一起寄给第一个编委。

3.“康熙大帝——‘大帝’,你要写什么?”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学者由《红楼梦》谈到康熙,感叹如此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居然还没有一部像样的写他的文学作品。二月河由此生发了写康熙的念头,冯其庸闻讯一直关注、支持和鼓励着二月河创作。

市作家培训班开幕式由河南省南阳市文联主席廖华歌主持,市委宣传部长张富治  著名作家二月河做了精彩的启迪式发言。张富治部长的讲话完全没有官腔,没有架子可以说是一种敞开心扉的心灵对话。他说一部经典的作品就足以成就人生。广大作家要耐住寂寞,静下心来长期积累,构思打磨,作品要体现正能量,不要被功利主义干扰,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引导人的向往并为美好生活去奋斗,一个时代的作品存在一个时代的烙印。张部长读二月河老师的康熙大帝不下二十遍,深受其作品的打动,对于文学也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不是一番形式的致辞,是对文学爱好者的心灵的对白,更像一个满怀深情的父亲对着即将启航的孩子的谆谆关怀。

关于整个构思,我原计划是四卷,出版社也同意的,但在出书预告时却变成了三卷,也曾问及此事,他们只说了一句:“写三卷可以了,就不要搞四卷了吧。”因为当时一本也没有出,谈三卷四卷问题我也觉渺茫,葫芦认了,这个话说得不很死,并不是有很大分歧。五卷的想法是没有的,但康熙之死安排在雍正篇中,大致规制、情节、线索、主题都是反复思量过了。我原意写出“大帝”之大,即到三四十年极盛时期即可。现在看,殊欠思量。其实雍正前卷,夺位登基,我意还是不把康熙写昏,晚年康熙精力不继,失故之处是有的。思想也日趋保守,留下的积弊他已觉自己无力解决,在选择继承人上表现迟疑、慎重,但最终选择雍正,我看极佳极当,确实解决了他遗留的很多大问题,他的死有悲有愁,但无恨。他很清醒的,尽管清醒中含有巨大的牺牲和苦痛。

冯其庸门下济济多士,唯二月河与其交际最成佳话,名播大千。现在许多人摸着此一诀窍,要让二月河办什么,譬如邀请其出外访学或是出席会议,若二月河有推挡的意味,就可以通过冯老“曲线救国”,因为在二月河心中,“冯先生的话是不能不考虑的,且是要认真考虑。”有其师,幸哉!有其徒,乐哉!

2017年六月一日这天,是我人生中最有里程碑纪念的日子,领会一种精神,坚持一种梦想!让我明白了生命是一场耐心的角逐赛,只要你能坚持下去,即便道路再崎岖难行,前途也是一片光明;生命是一朵花,纵然会在寒冬凋谢,但只要你坚持下来,下一个春天必定会绽放得更加灿烂!

冯其庸先生于2017年1月22日去世后,无锡冯其庸学术馆“宽堂书屋”微信公众号曾发布二月河的纪念文章《吾师虽离去,思绪永缅怀》,文中二月河把自己与冯先生交往的过程用他特有的笔法进行了描述。吕启祥先生是红学界的老前辈,他的先生黄安年老师的博客中也提到:“在学会经费拮据之际,二月河几次伸手赞助,令人感动。二月河是个知恩图报之真君子,即使名扬天下也不忘知恩图报……”这一切,都来自冯其庸先生与二月河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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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讨论的异常激烈,等到会议结束时,二月河老师没有和别人一样散去。他忍着酷暑坐在走廊的台阶上等冯先生,那是一条从会场到休息室的必经之路。好不容易等到冯其庸先生出现,他鼓起勇气走到冯先生身边说,冯先生您好!我是给您写信的凌解放。冯先生打量了一下这个目光坚定彬彬有礼的男孩子,低声的说,这会人多,你等到晚上吃过饭了到我房间来下。那会二月河老师心里马上闪过孙悟空拜师学艺的镜头。白发苍苍的神人在悟空头上敲打三下,聪明绝顶的悟空领悟到师父的暗示才有了得以一跳十万八千里七十二变化的旷世神功。

会议规模不会大,这是早已告诉我了的,除你们几位之外,不会再邀很多,可能本省大学和文艺评论界、新闻界还有几位,我相信在开好会这一点上,大家不会有分歧。

际会因缘,踵行其化。二月河勤奋笔耕,一部部作品接踵而来,一发而不可收,迅速红遍海内外。

人因为有了希望,才能获得勇气和重拾信心;人因为有了希望,才能得到坚强和找到方向;人正因为有了希望,才能在逆境中找到出路,以脱离困窘,迈向成功。二月河老师的成功离不开有颗不放弃的执着心和审时度势的敏锐。

二月河与冯其庸先生的交往已成为美谈。因为冯先生生前,我听他不止一次说起,所以对他们之间的故事略知一二。二月河虽然是草根出身,但作为冯先生关心、关注成长的众弟子中的一员,他在文学界取得了如此成就,极为不易。

二月河行事低调,不愿担任社会职务,心离“大家”远,“那纸糊的名号和荣耀算什么!”但是,二月河诸多“名号”坚辞了,却有一个如孙悟空的紧箍咒圈牢长头顶,始终不敢取下,就是“南阳市红学会会长”头衔,而且经常聚会,有会必临,临会必言,有言必新,南阳市红学会经营得风生水起,活动从未间断,论文频频发表,集子接连出版,声誉日隆。作为一个小城市的红学会,能够出此成绩,全国罕见。当然这是南阳红学爱好研究者的众手推力,不可否认,要靠二月河这杆“虎皮作大旗”,此旗猎猎,背后仰仗的是冯其庸教授、张庆善会长的威仪。

也许是他的努力打动了上苍,也许是命里的伯乐已经悄悄降临,时任红楼梦学会会长的冯其庸先生马上给他回信,信中说“凌解放同志,你好!感谢你为革命而写作,你的文稿我已收到并仔细阅读,文稿很深刻我已决定刊发在下期的红楼梦学刊上同时邀请你来参加下个月的学术会”,二月河老师感动兴奋的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参加这样的一次学会意味着什么?可以说是一个质的提升!每次参加学会的都是学院的教授们自己可是梦寐以求的,可是就因为一个不服输的坚持,有希望就要坚持下去!他暗暗下定决心。

会议的事老师所提两点极好,我想这应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我无经验,也无权干预其事,只能和他们联系一下,我想不致有什么问题,时间的事我也告诉了他们,也请他们斟酌,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告知您的。

缘契相值,非偶然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二月河潜心研究红学,满怀希望地将论文一篇篇寄出,却是泥牛入海。年轻气盛的二月河就写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信”,按《红楼梦学刊》常务副主编的名字“冯其庸”寄去,没想到竟然受到冯先生重视,找稿审读,慧眼识珠,旋即回信,以最快速度把二月河的论文刊登在《红楼梦学刊》上,又调查了解他的读书研究情况,发现这是一块璞玉,很是满意和赏识,收为门下,还吸收他为全国红学会会员。不久,又推荐他成为河南省最年轻的红学会理事,且邀请他参加了一九八二年十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

果然在学术会上,他在台下看到了冯其庸先生,他看到冯其庸先生坐在会场中心位置,看到名字位置放在醒目的会长位置,他才知道了冯其庸先生原来是红学会的核心人物。

1986年5月10日,中华书局送来《列藏本石头记叙言》校样,这是冯先生等人专程到苏联弄回来的《红楼梦》珍本,也是冯先生的重要工作。但对于此前二月河寄来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冯先生念念不忘,所以在校对的同时,快读一遍,感觉很好。5月21日,黄河文艺出版社邀请冯先生赴郑州参加该小说座谈会,随即允之。24—25日,冯先生在座谈会上给予此书充分肯定。

二月河不是哪吒,生下来可迎风就长,无所不能。二月河出生落地的第一声与常人无异,也是呱呱啼哭。人类社会是世代相继的传承,文学艺术是薪火相传的接力,二月河当然也要拜师求教,而且有很多位老师。

二月河喜欢看书学习,喜读《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王子与贫儿》、《牛虻》等中外文学名著。他常被书中那些赤胆报国,驰骋疆场的将士壮举所感动,立志长大后投笔从戎,定要轰轰烈烈,不枉此生。

2018年12月15日,二月河走了。一早在微信中看到这消息时我是震惊的。于笔者而言,二月河是个年轻的作家,之所以觉得年轻,是因为与冯其庸先生有交往的很多学者、作家高寿居多,包括刚刚过世的李希凡先生和金庸先生。二月河不管是在辈分上还是年龄上,确实年轻了些,也确实可惜了些——可惜他正当创作年华,可惜他大器晚成却早早收场,可惜他朴质平实却也有是非争议……

冯其庸教授慧眼识人,非常喜爱二月河这个年轻人身上的朝气、勇气、生气、锐气和虎气,不遗余力地扶持点化他。二月河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苦闷和疑惑,都愿意向可亲可敬的冯老倾诉,冯老为他找资料,出主意,释疑解惑,排除干扰,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地帮着,尽己所能,无所保留。二月河说:“没有写小说经验,怕写不好。”冯老说:“谁生下来就会走路?你只有写出来才能知道行不行啊。”二月河初写《康熙大帝》,刚写了一段时间,有人说,“康熙大帝”本身就讲不通,“大帝”是个外来词。他深受打击,很是苦恼。冯老鼓劲说:“不要受别人影响,不要打乱自己的思路,写出来不行再改嘛,有什么了不起!”二月河信心大增。后来他写到三十万字的时候,又写不下去了,他希望冯老帮助看看稿子。那时他们还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书信往来交换意见。冯老正好带研究生到河南调查,由郑州,到洛阳,专门绕道南阳。在二月河的斗室,一杯清茶氤氲,冯老认真地审看了稿子,高兴得不得了,一拍大腿,高度评价:“解放,你写得非常好,比我想象得要好得多,现在很多社会上有名的作家也比不上你,就按照计划写下去,成功在望。”二月河听冯老这么一说,又恢复壮志雄心,心情与先前大不一样。最后他写成了四卷,准备出版时,冯老又打电话推荐出版社。书出后,冯老还从北京委托几个朋友,为尚无名气的二月河做支持和宣传。

2017年六月一日,是个充满爱心 童心的节日可对于我这个爬坡中的“作家”来说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

2002年11月22日,飞赴马来西亚吉隆坡。次日,接受《星洲日报》采访,谈红学研究。晚宴上,二月河发言,开头就讲到先生对他的帮助,说先生是把他从泥里拔出来的,因先生一再鼓励他写作,才有今天。先生发言则表示二月河的成就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对他的一点鼓励是自己的责任,没有必要多讲。先生即席还赋诗一首:“同气连枝骨肉亲,江山万里碧波情。十年三到众香国,赢得诗名又画名。”

当一个人能热爱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善良而高尚的,也可能远远没有那样富有曾见过这样的领导,打击那些拿着笔杆子的文人,看不惯他们酸酸的样子。在物质上他们是匮乏的,可是他们的灵魂总是因为悲天悯人而生香。

解放同志,来信及稿件均已收阅,文章很好,显示出作者炼字炼句的功夫,结构也相当合理流畅,我已建议《学刊》发表。我意文章以坚实为好,其内如精金美玉,其外则富文采,读来犹如《汉书》下酒也,我已建议您参加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盼能届时一见以慰渴想。

他在21岁时跌入了人生最低谷,又在不惑之年步入巅峰,从超龄留级生到著名作家,其间的机缘转折,似乎有些误打误撞。但二月河不这么理解,他说:“人生好比一口大锅,当你走到了锅底时,只要你肯努力,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是向上的。也许,没有昨天的屈辱就没有今天的二月河,每一个功成名就的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逼经历。只要你心里有一颗年轻  勇敢永不言弃的心,再多的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块绊脚石在你不停歇的脚步下会成为一块向上的垫脚石。

此后,他与冯先生的交往从未间断。

六月一日上午的讲座是由国内闻名遐迩的领军人物二月河老师开始的,二月河老师依然精神矍铄,他风趣的说,常有人问我身体好不好,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年人来说,你看见我,我就好,哪天你看不见我了就是不好了。幽默风趣的开场白让大家忍俊不禁,全场的气氛变得格外轻松,二月河老师给我们娓娓道来他写作的历程。高中毕业后,他参军入伍,在山西大同当了一名工程兵。那时,他每天都要沉到数百米的井下去挖煤,脚上穿着长筒水靴,头上戴着矿工帽、矿灯,腰里再系一根绳子,在齐膝的黑水中摸爬滚打。听到脚下的黑水哗哗作响,抬头不见天日,他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凉,自己已走到了人生的谷底。原来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或繁或简、或喜或悲的故事里。体验着独一无二的人生。

在笔者开头引用的这封1986年4月18日给冯先生的信中,二月河又提到:

就这样过一辈子,他心有不甘。每天从矿井出来后,他就一头扎进了团部图书馆,什么书都读,甚至连《辞海》都从头到尾啃了一遍。其实,他心里既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远大的目标,只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努力,这辈子就完了。以当时的条件,除了读书,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改变自己。1978年从部队转业回到南阳市地委负责材料工作,当时一个人也不认识,四面黑,每次交上的稿件2000多字就被打满了红红的错号,就只剩下二十多字。然后返工重写还是招来不满意。他不甘心面对这样的现状,同时给河南日报投稿。待到河南日报的版面上赫然出现他的名字时,那些每次被打剩下20字的文稿事件也就从此不再上演。二月河老师说,人生有两个成功之路,一个叫软着陆,走出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一条叫硬着陆,就好比从飞机上向下跳。可是直接跳的话难免会有被摔死的命运,怎么办呢?从飞机跳到山上,再从山上跳到陆地,这样的缓冲既达到了目的又避免了灾祸。二月河老师这个生动的比喻令人茅塞顿开,找对方向做好分析灵活取胜。

1.第一次见面印象:“冯先生是个热水瓶性格的人”

冯老师: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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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25日,冯先生收到二月河寄来的刚刚印出的《康熙大帝》第一卷。4月18日,二月河又给冯先生寄去五册书,让冯先生送给启功、戴逸等人。

1984年9月23日,冯先生给二月河寄去《左宗棠年谱》,供他写作时参考。

冯先生与二月河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全国第三届《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

冯先生到南阳要看《康熙大帝》书稿,二月河既高兴又着急,他后来说:“《康熙大帝》当时已经写了17万字初稿,可都是草稿,连勾带划,此转彼接,生人看生稿会很费劲。”于是,他便连夜赶工,抄出十章给冯先生看。冯先生看完后拍案叫绝,立刻表态:“你的什么掇红集,还有什么红学论文都不要弄了,这样就好,这就是你的事业,写完后马上告诉我。”冯先生当时正在做《红楼梦》的研究,也在大力推动红学研究,但他因材施教,并非要把有才之士全都囊括到红学领域,而是按照年轻学人的特长,鼓励他们向某个方向发展。从这之后,二月河便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而冯先生对二月河的关心并未因为不在同一领域而减少。

二月河在电话中跟冯其庸先生说明自己的定名意图并获得先生的支持:清人笔记里有“伟大”一词,并非今天赞美某人的人格力量或赋予政治色彩,而是说人的体格伟岸、魁梧。“大帝”一词在《史记》里也有出现,民间就流传有“玉皇大帝”。另外,俄国皇帝彼得与康熙同时期,被称为“彼得大帝”,中国人也可以称康熙是“大帝”。至于他的写作初衷,是取满清入关,励精图治的新锐之气,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二月河的《康熙大帝》,他用心把这个“大”字写清,他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凡是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科教文化、百姓生计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就给予歌颂,无论是皇帝还是太监,高官还是平民。十多年后,二月河的作品获得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这也是他用作品的成绩印证了冯其庸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段鼓励之语。

冯其庸先生曾经问他,对作品中有些人物的处理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后来写道:“这个题难答。我就是再说一车话也未必说得清楚,于是便在电话中委婉回答:‘他们的结果是我仔细想过的,学生不敢乱加臆造。’冯先生也就不再追问了。”

二月河后来也真的把红楼梦学会当成了自己的娘家,他说:“我每次来北京见了张庆善诸人,坐在一起,聊天谈掌故、说段子、讲故事等,如同最亲的兄弟,热烈且不设防,有什么顺口即出,而和其他人在一块尽管很讲礼貌、很讲究朋友交情,但每动一言语,总要做准备,‘防着不要说错了’——这就是亲娘家与后娘家的区分。”这是他的真心话。

在小说的撰写手法和人物性质的取向上,二月河有自己的考量。他说:“像康熙、雍正和乾隆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观照他们?我以这样三点来评判历史人物: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作出过贡献;二、在发展当时的生产力,调整当时的生产关系,改善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这几个方面,是否作出贡献;三、凡是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发明创造这些方面作出贡献的就予以歌颂,反之就给予鞭笞。”在这些观点上,他和冯先生的看法显然是一致的。

“落霞三部曲”在二月河不断的努力、坚持下逐步完成。他说,除了必须参加的会,他平时很少外出,甚至很少走出他的小院,一心一意写作。2002年,二月河去了可能是他平生走得最远的地方——马来西亚。正好《年谱》也记下了他们之间在域外的一段交往:

检视《年谱》,2002年12月29日,有二月河、张庆善、田永清将军等见访的记录。此后,这样的记录零零散散共有十余条,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往。

《康熙大帝》第一卷出版后,两人的故事仍在继续。

二月河给冯其庸先生的一封信。

回信比去信还要长。冯先生回复:

会后空暇,冯先生与凌解放有所交流:“你的文章我已阅读不少,我认为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向,你搞文学创作的成功机会会大一些。你的文笔很好,是写作文学作品的手法,更适合这个门类。”凌解放当时的回答是:“我一定好好选择突破方向!”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凌解放在参加一个分组的讨论中,听到一些学者的提议:“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写执政61年的康熙。”凌解放豪情一句:“我来写!”有了这一个方向,也为了自己的承诺,他回去就投入到了查阅资料、搜寻史证的工作中。

二月河成名后,别人对他的尊称有“二老师”“二院长”“二先生”“二月河老师”等等,而他最喜欢的称谓是“二哥”。12月15日二月河去世当天,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何卫国先生发布了一条这样的信息:“二月河先生早年不敢坐飞机,每次请他出席活动,他都用浓重的河南话说:‘卫国,给我订火车票。’记得去年冯其庸先生去世后,我约他写篇纪念文章,他说:‘冯先生于我有恩,我一定写。’二哥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一路走好!”二月河正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文化人。

在冯其庸先生遗留下来的信中,有一封是二月河在1986年写给他的,信件一开始写道:

当年撰写《康熙大帝》第一卷时,二月河的确有很多需要斟酌的地方请教于冯先生,在他给冯先生的信中说道:

24日下午,举行文学交流会,二月河作发言,先生讲《红楼梦》研究。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广才主持会议,听众多达2500人。

4.冯先生的鼓励:“浊浪排空君莫怕”

1985年,小说家姚雪垠来到南阳,他是小说《李自成》的作者,二月河因为写作事宜在南阳宾馆特意跟他见了面。姚雪垠听了他要写《康熙大帝》的事,直接说了一句:“康熙大帝——‘大帝’,中国就没有这个词。你到底要写什么?”这样的问话在二月河听来,充满着不以为然。“这部书很难写。”他记住了姚雪垠的话。那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1982年10月19日,在上海举办第三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会议开幕式由冯先生主持,闭幕式也由冯先生作总结发言。会上,冯先生见到了二月河。在此之前,二月河曾给《红楼梦学刊》投稿,并致信给冯其庸先生,用二月河自己的话来说,他寻寻觅觅,在《红楼梦学刊》的一连串名单中发现编委里头有“常务”二字的是冯其庸先生,便给冯先生写了一封信,敬称冯先生为“老师”。信中大概意思是请老师过目自己的文章,希望垂赐几字,告知他在这个领域里是否能够有所作为,倘若老师看尚有一线之明,亦请告知几字,他便在此领域更加努力。信连同稿子寄出一周左右,冯先生的亲笔回信就到了。

笔者根据《年谱》和现在可以看到的他们之间的往来通信,对他们的交往按时间顺序进行了整理。

从信中可以看出,冯先生与二月河经常有信件交流。此信写于1986年4月18日,二月河提到寄给冯先生五册书,这五册正是刚出版的《康熙大帝》第一卷。二月河请冯先生转给启功、戴逸、冯牧诸位先生,还有编校纳兰性德《饮水词》的冯统先生等。随后,我们可以在《冯其庸年谱》中看到,1986年5月21日,由黄河文艺出版社邀请,冯先生与周远廉、邓庆祐、冯统一同赴郑州,参加24—25日黄河文艺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讨论二月河小说《康熙大帝》。五册书即为会议前二月河给冯先生与参会学者所读。而《年谱》中也注明:“会议讨论小说《康熙大帝》,先生发言,在会议上充分肯定其成就。”

就这样,在冯先生的邀请下,凌解放参加了《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在会场上见冯其庸先生,凌解放坐场下,冯先生坐上面主席台,他端看台上的冯先生,感觉不似他想象那样随和,那样亲切和蔼。冯先生主持会议,无一苟且应酬之言,无一无缘一笑,也不交头接耳与人随便言语,“这是个热水瓶性格”,当时他便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多少年与冯先生接触,和冯先生所作所为对照,他都没有改变过作如是想:热水瓶一样的性格,激荡的精神,满腹的学问,充盈的智慧与热情,待人接物的亲切温馨都包容在严肃冷静和不动声色的外表之中,不深入接触,你是感受不到的。

冯先生离开南阳后,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出版的信息传播开来,但他却受到了工作单位领导的批判。在他苦恼之际,冯先生给他寄了一副大对联:“浊浪排空君莫怕,老夫见惯海潮生。”给他以正面的鼓励,希望事情最后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

收到信后,二月河周围的朋友告诉他:“这是一位文豪,毛主席曾经赞赏过他,是一位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文人。能给你写这样一封亲笔信,是你有福。”种种议论在二月河身边朋友中诵说,都是赞许冯先生的话,也有夸奖他的话,聚在一处,让二月河既感慨又激动。于是又不停地写了好多文章寄往北京,寄给冯先生,连冯先生的夫人夏老师和家人都知道了二月河,并说“这个人很能写”。冯先生的回信中还称赞他写的论文“想象丰富,用笔细腻,是小说的笔法”。

冯其庸先生与二月河在马来西亚合影。

1984年3月25日,冯先生带着研究生外出学术考察,历时两个月,从山东,经江苏、上海,再到湖北、四川、陕西、河南,饱览黄河、长江流域诸多胜迹与壮观山河,寻访历史文化遗迹,参观各种博物馆,留意碑刻文字,一路会见各地学者文人,收获极丰。一路上,冯先生为学生们讲解各种碑刻背后的历史,阐述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介绍自己的治学经验。还利用余暇时间,校看《精忠旗》稿,阅读《〈红楼梦〉人物论》等书稿。最后到达南阳时,冯先生特意去看望二月河,并应其请求,评阅他的《康熙大帝》书稿。

冯其庸先生在《不读书无以能》中说道:“没有经历过失学痛苦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读书机会的珍贵的……人应该懂得自我开发,自我造就。往往自己内在的潜能自己不一定清楚,要靠自己勤奋地学习,扩展自己的知识和兴趣来开发自己。”今天我们谈的是二月河与冯先生的交往,在笔者眼里,冯其庸先生是一位有着多重身份的学者,其中一个身份就是一名教育者,他对每一个有资质、肯努力的人都不吝赞言,也正是在他的鼓励下,很多年轻人走上了专业发展的道路。如他对纪峰“永无止境的追求”的鼓励,为谭凤环题“在艰难中奋进”,为叶兆信撰写《万千涟漪一线成》。同类情况不计其数。冯先生为了扶植艺术领域年轻人,为了支持自学成才者奋进,不时撰写文章,还以各种方式予以表彰,叶君远先生为其编写的《年谱》中清晰地记录了这些感人的历程。在冯先生晚年,笔者多次拜望,他不止一次地说:“我不是大师,我只是一个大学老师。”这是他的心里话,也真的以老师的责任鼓励着每一个后学。

接连收老师长信,实感不安。有些具体琐细事,我自己都没想到,而您都作了周详安排!这里再寄书五册,请老师转启功先生、戴逸。注明“学生”的仍是送老师您的,其余两本称冯老师的一本赠冯牧同志,一本赠冯统同志。如老师认为无必要,留作自存也可,只略有不恭。您如尚不足用,请告,我完全满足。

2.“二哥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当晚,二月河在怀疑和纠结的情绪中与冯其庸先生通了电话,并把姚先生说的意思传达给了冯先生。冯其庸先生听完后对二月河说了这样一段话:“别人说你写不出来,你写出来了,你就成功了;别人说你写得出来,你不努力,说再多想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我决意接受老师意见,写到死,因为反正要写到死,合并过来就是。出版社我想问题不大,他们也极重视此书,只要入情理,可以一致。使我唯一感到为难的是我对书中时序情节跳跃手法方面方法不多,61年,漫长岁月,纳入其中,跳跃是避免不了的,不仅时序,人物也是一茬换一茬,怕败了笔,这要好好细细编排才成。

此信是在黄河出版社为二月河的小说《康熙大帝》第一卷召开座谈会之前寄给冯先生的,前面是汇报该书后面如何写,写到何时,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后面则是介绍座谈会的情况,以及为冯先生的到来所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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