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发体育开户: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的冯雪峰,我看君宜同志

作者:大发文学

初见“韦老太”

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正副标题,以“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等作为分标题,细数了冯雪峰历年来的“罪行”。这也是此前进行的多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第二天,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奉命书面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你处报来冯雪峰的材料,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很显然,上层已决定将冯雪峰打为右派分子,只是还需补办一些材料,因人民文学出版社整风领导小组并未上报过什么材料,当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意见此时已不重要了。

3月28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67年纪念日。3月31日是人文社老社长韦君宜先生诞辰100周年。日前,著名作家冯骥才回忆韦君宜对他的帮助,谈到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稿的日子。一晃,已经40年。本文是冯骥才所写的《记韦君宜》,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交往疏淡、绵长、含蓄,而又意味无穷。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人深入的回忆,非要到他逝去之后。难道回忆是被痛苦带来的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君宜同志麾下当一名小编辑。当时的社长是严文井同志,但他在中国作家协会上班,实际主持社务的是君宜同志。她重点是抓当代创作,其他古典、外文、戏剧等部门都有文艺界的名人分兵把口,她似乎很少过问。我初来社时,分在现代部的小说南组,最高统帅就是她了。她的办公室就在我们隔壁靠楼梯口的一个小房间,称得上是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她是位不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领导,除了工作接触之外,很少与大家闲聊。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她。当时的社领导,没有沾到改革开放的光,出行要么以步代车;要么与普通百姓挤公共汽车,没有现在头头们的神气和风光。我既然与她在车上碰了个正着,出于礼貌,主动跟她打招呼,她却滴溜着眼珠,了我一眼,就毫无反应了,弄得我很尴尬。开始我还以为是认错了人,便仔细端详着她:只见她在那里旁若无人地在自言自语,穿着一身不合体的布装,上衣的扣子没对准扣眼,前襟成了参差不齐的两片,裤子前后片也系得不对称,裤线溜到腿后去了。斜肩挎的“坤包”是个大布袋,像是一个老八路,也像是一位长途跋涉去朝圣还愿的香客。她在自言自语时,总是不断地在耸鼻子,扶眼镜,这眼镜和鼻子似乎老在闹别扭……不错,这就是君宜同志,我们见惯了,我没有认错人。果然,一到社门口的车站,我们一起下了车,直奔各自的办公室。从此以后,我从未主动跟她打过招呼,有时面对面地相碰了,我总是侧身而过。为此,我还向同事们数落过她,认为她官架子太大。可同事们说,她是最没官架子的,她就是这么个习性。所以她刚到中年,大家就习惯地称她为“韦老太”了,很少当面叫她“同志”,更没有随俗地尊称她的官衔,可见大家对她的亲近甚至亲昵。

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1958年3月21日,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行文,宣告组织处理结论:“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处分已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批准: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保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作协理事、由文艺一级降至四级。”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党组织奉命行事,召开党支部会议将冯雪峰开除出党。冯雪峰被打为右派分子,并受到严厉处分。

初次见面 我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

  1977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宜。我真幸运,那时我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踏在文学之路上。我对自己毫无把握。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

类似的经历还有一次,一九八三年,当时正在搞职称改革试点。她作为行政领导兼任职称改革评审委员会主任,我在职改办公室任副主任,与她的接触多了。一次,在她所在贡院的家里开评委会。我是第一个到她家的,大门虚掩着,敲门不见反应,便直闯了进去。走到她所住的北房时,敲门又无反应,隔窗一望,只见她正在书房兼卧室中伏案工作。我自报家门,她在案上连头都未抬,只说了一句有关她自己的话:“快完了,很快就完了。”她既不叫座,也不问茶水。其他评委相继来了,也是任何招呼都未打,各自在厅里找位置坐,找茶水喝。这些有资历有声望的评委谁也不在乎,因为他们太了解“韦老太”了,见怪不怪了。

冯雪峰怎么就从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一个“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变成了一个右派分子?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毛泽东对冯雪峰的态度、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和“大鸣大放”中的现行问题。

1977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宜。我真幸运,那时我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踏在文学之路上。我对自己毫无把握。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

  但是这之前的十年"文革"把我和她的历史全然隔开。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并不清楚她是谁,这便使我相当尴尬。

但是,我却总想从她的“怪”中窥视到一些别的东西,属于她本身的,属于社会的……

1949年以后,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反映,得到了最高领导层的重视。一些重要的文艺运动,毛泽东都是直接发起者和指导者。1954年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毛泽东对冯雪峰领导的《文艺报》在此事件中的表现非常不满。对冯雪峰在《文艺报》上转载李希凡和蓝翎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他》的按语,毛泽东进行了5处批注,此后又亲自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通信》,对冯雪峰进行批判。冯雪峰毫无招架之力,只能检讨自己,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之后,冯的处境更加艰难。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并不清楚她是谁,这使我相当尴尬。

  当时,李定兴和我把我们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我脑袋里有许多天真的幻想,但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这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没过多久,小说北组(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这一下使我和定兴差点成了一对范进。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那时的座谈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决不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炒作或造声势,而是为了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于是,李景峰来到天津,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说她是"社领导"。当李景峰对我说出她的姓名时,那神气似乎等待我的一番惊喜,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文坛上的名气,并恨自己的无知。

说不清的“左”和“右”

冯雪峰被打为右派分子,与党内文艺界长期以来的宗派主义有很大关系。1957年6月6日至9月17日召开的27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对于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及当代文学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冯雪峰就是在这次会上被批判打倒定为右派分子,并做了深刻检讨。

当时,李定兴和我把我们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我脑袋里有许多天真的幻想,但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没过多久,小说北组(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这一下使我和定兴差点成了一对范进。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

  座谈会上我有些紧张,倒不是因为她是社领导,而是她几乎一言不发。我不知该怎么跟她说话。会后,我请他们去吃饭--这顿饭的"规格"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1976年的大地震毁掉我的家,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间小屋里避难。在我的眼里,劝业场后门那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就是名店了。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难争到一个凳子。我请韦君宜和李景峰占一个稍松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张空桌子,然后去买牌,排队,自取饭食。这饭食无非是带汤的锅巴、热烧饼和酱牛肉。待我把这些东西端回来时,却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朝着韦君宜大喊大叫。原来韦君宜没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张凳子上。这中年妇女很凶,叫喊时龇着长牙,青筋在太阳穴上直跳,韦君宜躲在一边不言不语,可她还是盛怒不息。韦君宜也不解释,睁着圆圆一双小眼睛瞧着她,样子有点窝囊。有个汉子朝这不依不饶的女人说:"你的凳子干吗不拿着,放在那里谁不坐?"这店的规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排队取饭时便用手提着凳子或顶在脑袋上。多亏这汉子的几句话,一碗水似的把这女人的火气压住。我赶紧张罗着换个地方,依然没有凳子坐,站着把东西吃完,他们就要回北京了。这时韦君宜对我说了一句话:"还叫你花了钱。"这话虽短,甚至有点吞吞吐吐,却含着一种很恳切的谢意。她分明是那种羞于表达、不善言谈的人吧!这就使我更加尴尬和不安。多少天里一直埋怨自己,为什么把他们领到这种拥挤的小店铺吃东西。使我最不忍的是她远远跑来,站着吃一顿饭,无端端受了那女人的训斥和恶气,还反过来对我诚恳地道谢。

在上级领导的心目中,君宜同志是“右”的,少数“革命性强”的群众也是这么看。但是,在“左”遍天下的年代里,绝大多数群众倒是愿意亲近“右”的,总觉得在“右”的那方,可以避避“左”的暴烈而毒热的阳光,多少能尝到人间的一点人情味。也许是如此吧,君宜同志还在中年时,就当上了“韦老太”,老大妈总是可以亲近的。我生也晚,当君宜同志在解放初就在团中央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总编辑,其后又主编《文艺学习》时,我还是个学生,左右看不出她的“左”或“右”来。待到我来到她的麾下当一名编辑小兵时,听说她在五七年差点划成“右派”。我刚来社时,她刚“下放劳动”回来,是否因为“右”而负罪改造?在工作接触中,只感觉到她在忘我工作,没日没夜地看稿子,稿子在她那个很不时髦的布包里,形影不离。在审稿过程中,很少唱高调,说套话。一九六五年,编辑部决定一部“献礼”书稿的选题时,连续开了几天会,会上几乎一边倒地肯定了这部稿子,说它题材如何伟大,是史诗,要重点抓,突击性地加工改定。临近散会时,我憋不住了,对这稿子唱了反调:虽然题材好,但它不是作品,只是一捆草,我看,要作为献礼书,是赶不出来的。我话音未落,邻座的老编辑龙世辉掐了我一下大腿。我意识到犯大忌了,赶紧收住。紧接着是君宜同志总结,她似乎先得我心地说:稿子是不成熟,艺术上太粗糙了,编辑加工量大……然后面向龙世辉说,老龙有加工经验,你就逐章逐节去加工吧。会后龙世辉批评我,说我初生之犊不怕虎,讲话不看场合。我说,这是实话,君宜同志不也说了吗。他说,有几个像她那样“右”的人!

对于冯雪峰的批判是在这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公开化的,而实际上早在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时,中宣部就有公开批判冯雪峰的意思。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向中央写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文艺界负责的党员干部中,冯雪峰同志也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这表现是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关系极不正常。……但他的文艺思想中,则一直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观点,许多地方跟胡风思想相同,而冯雪峰同志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又是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之一。因此,对他的文艺思想作一次检查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现已责成一些同志对冯雪峰同志的著作加以研究,以便在批评丁玲同志思想作风之后,即进一步开展对冯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份报告没有正式公布,只是有的文坛亲历者引用过。因政治风向很快就转向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计划好对冯雪峰的批判没有进行,冯雪峰暂时逃过一劫。由此可见,冯雪峰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他的文艺思想一贯不受上层待见,对他的批判只差一个时机。

那时的座谈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决不是好炒作或造声势,而是为了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于是,李景峰来到天津,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说她是“社领导”。当李景峰对我说出她的姓名时,那神气似乎等待我的一番惊喜,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文坛上的名气,并恨自己的无知。

  不久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借去修改这部书稿。住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那幢灰色而陈旧的办公大楼的顶层。凶厉的"文革"刚刚撤离,文化单位依存着肃寂的气息,揭批查的大字报挂满走廊。人一走过,大字报哗哗作响。那时伤痕文学尚未出现,作家们仍未解放,只是那些拿着这枷锁钥匙的家伙们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出版社从全国各地借调来改稿的业余作者,每四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各自拥抱着一张办公桌,抽烟、喝水、写作;并把自己独有的烟味和身体气息浓浓地混在这小小空间里,有时从外边走进来,气味真有点噎人。我每改过一个章节便交到李景峰那里,他处理过再交到韦君宜处。韦君宜是我的终审,我却很少见到她。大都是经由李景峰间接听到韦君宜的意见。

如果这也算作“右”,那可真是左右说不清了。有关君宜同志的“右”,历历可数的还有。一九六五年她带队去河南“四清”,回来之后,据说受到了组织的批评,因为她带队失去了“政治方向”,理由是冯雪峰隐姓埋名在“四清”时,各方面表现不错,地方“四清”工作队和所在生产队群众一致推举他为“模范‘四清’工作队员”。这样,作为领队的韦君宜当然难以辞其咎了,因为她没有清算冯雪峰的旧账,没有制止地方工作队和群众的荐举。附带说一句,碰到这样的事,即使“左”经念得很熟的高僧,临事也恐怕难出高招,因为冯雪峰的隐姓埋名下去“四清”,是经上级批准的,如若公布了冯雪峰的真实身份,岂不是出卖了组织,罪加一等了。

在1957年召开的一系列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时,这个时机到来了。对冯雪峰的批判开始于8月6日的第12次会议,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作了发言,他先批判了丁陈,继而将矛头指向冯雪峰,说:“雪峰同志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对于党的团结广大作家的方针有抵触。”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批判冯雪峰的问题。接下来的几次会又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王任叔、作协党组成员严文井发言批判冯雪峰,这还只是零星的批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全社大会对冯雪峰进行揭发,并撤销了冯的整风组长职务。

座谈会上我有些紧张,倒不是因为她是“社领导”,而是她几乎一言不发。我不知该怎么跟她说话。

  李景峰是个高个子、朴实的东北人,编辑功力很深,不善于开会发言,但爱聊天,话说到高兴时喜欢把裤腿往上一捋,手拍着白白的腿,笑嘻嘻地对我说:"老太太(人们对韦君宜背后的称呼)又夸你了,说你有灵气,贼聪明。"李景峰总是死死守护在他的作者一边,同忧同喜,这样的编辑已经不多见了。我完全感觉得到,只要他在韦君宜那里听到什么好话,便恨不得马上跑来告诉我。他每次说完准又要加上一句:"别翘尾巴呀,你这家伙!"我呢,就这样地接受和感受着这位责编美好又执著的情感。然而,我每逢见到韦君宜,她却最多朝我点点头,与我擦肩而过,好像她并没有看过我的书稿。她走路时总是很快,嘴巴总是自言自语那样嗫嚅着,即使迎面是熟人也很少打招呼。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韦君宜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位批判对象。连续多天的批判会到底清算了她哪些“罪行”,当时就已记不清了,她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是在贯彻中央的指示,这指示出自何人、何地、何时,她都“交代”得很清楚,与会的人,无不佩服她那惊人的记忆力。有关她本人的“罪行”,只记得有一条,即举国大批“鬼戏”《李慧娘》时,她在给作者孟超做思想疏通工作时,说过一句“丧失立场”“思想极右”的话。该话道:“文艺界的事,可大可小。”可就是这么一句很“小”的话,翻来覆去闹得可“大”了。后来她精神失常了,与世隔绝了多年。祸兮福所倚,好在她从此之后再也没作为批斗靶子,留下了一条老命,重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岗位,继续当她的“韦老太”。

更猛烈的批判则是8月14日第17次会议,夏衍所作的“爆炸性发言”。此次批判之前的11日下午,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等人曾与冯雪峰谈话,谈话主要是告诉冯雪峰要做好思想准备,要对他进行批判。冯雪峰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周扬先说话,他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判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并且周扬提出把批判的重点放在1936年在上海“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问题。让冯雪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36年的问题怎么会在当时还成为一个需要拿出来批判的问题。这也可看出左翼文学界宗派之争在当代的延续,历史问题一到运动和斗争的时候,就会被翻出来,重新作为斗争的武器。更何况,1936年的问题是周扬的心头之痛。

站着吃饭她无端受气反向我道谢

  可是一次,她忽然把我叫去。她坐在那堆满书籍和稿件的书桌前--她天天肯定是从这些书稿中"挖"出一块桌面来工作的。这次她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她与我谈起对聂士成和马玉昆的看法,再谈我们这部小说人物的结局,人物的相互关系,史料的应用与虚构,还有我的一些语病。她令我惊讶不已,原来她对我们这部五十五万字的书稿每个细节都看得入木三分。然后,她从满桌书稿中间的盆地似的空间里仰起脸来对我说:"除去那些语病必改,其余凡是你认为对的,都可以不改。"这时我第一次看见了她的笑容,一种温和的、满意的、欣赏的笑容。

“韦老太”的“右”,是烙在她额头上的金印,是附在她身上禳除不去的厉鬼。一九七〇年顷,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首批“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时,军代表钦定要予以“解放”她了。“解放”时,有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先自己检查,继予“批判”。这“批判”稿是组织抓的,虽强调了要实事求是,但必须上线上纲。由当时君宜所在的班起草批判初稿。我是这班管生产、生活的副班长,而正班长是比我“纯正”的非知识分子干部,理所当然这“批判”稿的执笔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她当时大病刚愈,在班上劳动表现特好,我实在不忍心去“批判”,于是就嫁祸于人,推荐了所在班的一位英文组长的翻译家去当这替罪羊。替罪人满口答应,很快就交了初稿。组织看了,很不满意,说没有点到她的要害问题,没有上纲上线的有力批判,命令我大加修改或重写。在那样的环境下,愚直如我者也不得不去学习“世故”,便向头头请示,头头不吝赐教:要批判她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她所执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特别要批判她一贯的“右”……当时所有批判的语言,上纲上线的八股,谁都耳熟能详,写这样的应试八股并不难。何况这批判不是整人,而是“解放”人;不是落井下石,而是程序所需的官样玩意。于是我就同意起草了,很快就被通过了。君宜同志也按批判稿的口径做了检查,于是“礼毕”功成,她被“解放”了,很快就当上了文化部“五七干校”十四连的连指导员。虽然是副部级屈任了连干部,但到底是从鬼门关迈进了人世的门槛。我们都为她庆幸。

夏衍的发言主要集中在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揭发冯雪峰1936年在上海勾结胡风,打击上海地下党,摧毁地下党,诬陷周扬是蓝衣社、法西斯;并且勾结胡风,蒙蔽鲁迅,假借鲁迅名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分裂了左翼文艺界等等。所述内容,大多数与会者闻所未闻,引起了“爆炸性”效果。这次批评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据黎辛回忆:“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究竟是什么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地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再加上楼适夷的号啕大哭,使得会场更其紧张。接下来的几次会议持续对冯雪峰进行批判。

会后,我请他们去吃饭——这顿饭的“规格”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1976年的大地震毁掉我的家,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间小屋里避难。在我的眼里,劝业场后门那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就是名店了。

  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笑容。随后,她把书桌上一个白瓷笔筒底儿朝天地翻过来,笔筒里的东西"哗"地全翻在桌上。有铅笔头、圆珠笔芯、图钉、曲别针、牙签、发卡、眼药水等等,她从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间找到一个铁夹子--她大概从来都是这样找东西。她把几页附加的纸夹在书稿上,叫我把书稿抱回去看。我回到五楼一看便惊呆了。这书稿上密密麻麻竟然写满她修改的字迹,有的地方用蓝色圆珠笔改过,再用红色圆珠笔改,然后用黑圆珠笔又改一遍。想想,谁能为你的稿子付出这样的心血?

难得见到的忿激和坚韧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上开始报道批判冯雪峰的消息与文章。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彻底将冯雪峰打入另册。8月28日刊发了何其芳在16日会议上的发言稿《冯雪峰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文章称:“原来三十年来混在党内的冯雪峰是这样一个反党分子,这样一个个人野心家!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不惜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他可以抛开上海的党组织,依靠胡风那样一些人去进行分裂当时上海左翼文艺界的活动。”并从文艺思想和作品方面,解读了冯雪峰的反党思想。9月1日发表了田间的《是什么理论家?——读冯雪峰的“寓言”有感》,对冯雪峰的寓言创作进行了批判,文章称“他的某些所谓寓言,就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宣言。他们向党向人民挑了战。我们一场重大的斗争,正在进行中。作家们,必须给这些挑战者以回击!”

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难争到一个凳子。我请韦君宜和李景峰站一个稍松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张空桌子,然后去买牌,排队,自取饭食。这饭食无非是带汤的锅巴、热烧饼和酱牛肉。待我把这些东西端回来时,却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朝着韦君宜大喊大叫。原来韦君宜没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张凳子上。这中年妇女很凶,叫喊时龇着长牙,青筋在太阳穴上直跳,韦君宜躲在一边不言不语,可她还是盛怒不息。韦君宜也不解释,睁着圆圆一双小眼睛瞧着她,样子有点窝囊。有个汉子朝这不依不饶的女人说:“你的凳子干吗不拿着,放在那里谁不坐?”

  我那时工资很低。还要分出一部分钱放在家里。每天抽一包劣质而辣嘴的"战斗牌"烟卷,近两角钱,剩下的钱只能在出版社食堂里买那种五分钱一碗的炒菠菜。往往这种日子的一些细节刀刻一般记在心里。比如那位已故的、曾与我同住一起的新疆作家沈凯,一天晚上他举着一个剥好的煮鸡蛋给我送来,上边还撒了一点盐,为了使我有劲熬夜。再比如朱春雨一次去"赴宴",没忘了给我带回一块猪排骨,他用稿纸画了一个方碟子,下面写上"冯骥才的晚餐",把猪排骨放在上边。至今我仍然保存这张纸,上面还留着那块猪排骨的油渍。有一天,李景峰跑来对我说:"从今天起出版社给你一个月十五块钱的饭费补助。"每天五角钱!怎么会有这样天大的好事?李景峰笑道:"这是老太太特批的,怕饿垮了你这大个子!"当时说的一句笑话,今天想起来,我却认真的认为,我那时没被那几十万字累垮,肯定就有韦君宜的帮助与爱护了。

君宜同志虽然不拘礼节,甚至不近人情,但她很随和,从不固执己见,不与人争吵。当然,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她也有忿激的时候,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豪气和勇气。

在各方压力之下,冯雪峰在9月4日第25次大会上,深刻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和罪恶。其中首先就检讨了1936年在上海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宗派活动的错误,这也是对冯雪峰批判最严的地方。其他关于与胡风、丁玲等关系也作了检讨。他检讨:“在根本上,我是最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者,自我中心主义者。我有极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我的个人主义的严重,使我对社会、对集体、对党,经常发生对抗的情绪。我轻视思想改造,我自己更没有经过改造;这样,我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要求,就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同党的要求,经常处在格格不入的状态中,而表现为一贯的对抗党的领导。我入了党,世界观上和思想上根本还没有入党;个人同党的关系始终没有摆正过。我始终执迷不悟,不去改造自己以适合党的要求,却要求党适合自己,因而时时有反党的强烈情绪和言行。这样,我同党的关系,可以用一句来概括:得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上,失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外。”对冯雪峰的检讨,大家比较满意,检讨后没有一个人提过意见,大家也认为他的检讨比丁玲、陈企霞、艾青等人都要深刻一些。1957年召开的一系列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方面是配合文艺界的反右运动,更重要的一面则是文艺界执权者利用反右运动,排除异己力量,30年代以来左翼文坛上的宗派主义仍然影响着当代文坛。冯雪峰的受批判与被打成右派分子,与这种宗派主义有很大关系。

这店的规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排队取饭时便用手提着凳子或顶在脑袋上。多亏这汉子的几句话,一碗水似地把这女人的火气压住。我赶紧张罗着换个地方,依然没有凳子坐,站着把东西吃完,他们就要回北京了。这时韦君宜对我说了一句话:“还叫你花了钱。”这话虽短,甚至有点吞吞吐吐,却含着一种很恳切的谢意。她分明是那种羞于表达、不善言谈的人吧!

  我不止一次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说,韦君宜在全社大会上说我是个"人才",要"重视和支持"。然而,我遇到她,她却依然若无其事,对我点点头,嘴里自言自语似的嗫嚅着,匆匆擦肩而过。可是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交流的接触方式。她不和我说话,但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的位置;她是不是也知道,我虽然没有任何表示,她在我心里却有个很神圣的位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回社参与主持工作。她面对的是个七零八落的队伍。据说,我们原有的这个队伍,是板结的一块黏土,长不了庄稼,只能长毒草,于是在军代表的主持下,大“掺沙子”,进来了不少工农干部和战士。也许这些同志大部分都是不错的,但他们大都缺乏文化,更缺乏文艺细胞,来出版社工作,是嫁错了婆家。但他们之中也有个别人,缺乏自知之明,心比天高,要求身居要位,“要为无产阶级争夺稿件的终审权”,为此,经常搞阶级斗争,懂行的编辑只好甩手不干了,作家们则要么提出抗议,要么敬鬼神而远之。为了安排好这批干部,君宜同志苦口婆心做说服工作,说不通的,冒着明枪暗箭强行调离。中国的事,涉及干部的任免使用,是最头痛的,但她还是硬着头皮,一抓到底。最终落得个“毒手挤沙子”的恶名。

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分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大鸣大放”中的现行问题。“反右”之前,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对党的工作不满意的地方提出来,并积极鼓励大家提改进的建议。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他在文化部和出版事业管理局结合整风时,对文化部领导出版工作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批评。据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报》的专稿《对出版事务“统的过多”“管的过死” 各出版社负责人座谈出版工作中的问题》显示,在座谈会上,冯雪峰认为,必须研究当前出版界问题的实质,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出版工作的制度和机构。他说,按着正常的道理,印刷和发行都应当为出版服务。但目前印刷、出版、发行各成系统地统一起来,事实上形成了“发行领导出版,印刷控制出版”的局面,“出版社既不像出版社,又不像企业单位,好像似衙门”。这些言论在进入“反右”运动后,就都成了“现行罪行”。

这就使我更加尴尬和不安。多少天里一直埋怨自己,为什么把他们领到这种拥挤的小店铺吃东西。使我最不忍的是她远远跑来,站着吃一顿饭,无端端受了那女人的训斥和恶气,还反过来对我诚恳地道谢。

  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神灯前传》出版时,我去找她,请她为我写一篇序。我做好被回绝的准备。谁知她一听,眼睛明显地一亮,她点头应了,嘴巴又嚅动几下,不知说些什么。我请她写序完全是为了一种纪念,纪念她在我文字中所付出的母亲般的心血,还有那极其特别的从不交流却实实在在的情感。我想,我的书打开时,首先应该是她的名字。于是《神灯前传》这本书出版后,第一页便是韦君宜写的序言《祝红灯》。在这篇序中依然是她惯常的对我的方式,朴素得近于平淡,没有着意的褒奖与过分的赞誉,更没有现在流行的广告式的语言,最多只是"可见用功很勤","表现作者运用史料的能力和历史的观点都前进了",还有文尾处那句"我祝愿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发挥"。可是语言有时却奇特无比,别看这几句寻常话语,现在只要再读,必定叫我一下子找回昨日那种默默又深深的感动……

大概是一九九〇年顷,当年君宜同志已患过一次脑出血,一次脑中风,正准备去上海就医。一天我刚上班,就接到她的电话:“早春,快点给我安排担架来,把我抬到新闻出版署署长办公室去,我有要事跟他面谈……他们岂有此理!”第一次见到她这么急了,我赶快去了她家了解究竟。一进她家,只见客厅中摆上了她即将去上海的行李,原来她买的是当日下午的火车票。未等我开口,她坐在轮椅上就大发牢骚了:“出版社的干部,我离任后一个也没管过,你当社长,我也没管过。但这次新闻出版署打算安排来的这个干部,我非管不可。他到外面当什么官我都不管,但来到人文社当总编辑不行,就是当编辑也不行。这个人,是我瞎了眼!瞎了眼!把他扶起来的。他绝对不能回来,因为我对他太了解了……”我费了不少口舌,才把她安抚下来。也许她急着成行,答应我只给署长打个电话,说明她的意见,不再坚持要我派担架了。

关于冯雪峰在整风期间的“现行罪行”还有很多。在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打倒冯雪峰的文章中,就称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据王任叔、徐达等揭发:在大鸣大放期间,冯雪峰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兴奋地说:“洪水将冲破大门。”他一反平常的沉默、抑郁的状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编辑部门到处放火,向党发动进攻。

借调改稿她和我相见不语背后夸赞

  韦君宜并不仅仅是伸手把我拉上文学之路。此后伤痕文学崛起时,我那部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的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引起争议。当时"文革"尚未在政治上全面否定,我这部彻底揭示"文革"的书稿便很难通过。1978年冬天在和平宾馆召开的"中篇小说座谈会"上,韦君宜有意安排我在茅盾先生在场时讲述这部小说,赢得了茅公的支持。于是,阻碍被扫除,我便被推入了"伤痕文学"激荡的洪流中……

不是伤心不落泪

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很多人不敢相信,甚至为他抱不平。杜鹏程曾获得冯雪峰帮助,他的《保卫延安》就获得冯雪峰的赞赏,他在得知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后,忧愤交加,在《雪峰同志和〈保卫延安〉》一文中描述了他和柳青当时的心情:“记得反右斗争的后期,我和柳青同志奉命去北京开会,任务是把全国作协反右斗争情况带回来向同志们传达。我们一去就参加大会。大会上宣布了冯雪峰等同志的反党罪行。坐在我身边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给我说:冯雪峰是他们的社长,在他们那里过党组织生活,可是把他定成右派,出版社的许多同志全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的同志听到这事之后甚至哭了!我集中全力听他们宣读的雪峰同志的反党罪行,其荒谬可笑,使人难以想象。”

不久,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借去修改这部书稿。住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那幢灰色而陈旧的办公大楼的顶层。出版社从全国各地借调来改稿的业余作者,每四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各自拥抱着一张办公桌,抽烟、喝水、写作;并把自己独有的烟味和身体气息浓浓地混在这小小空间里,有时从外边走进来,气味真有点儿噎人。我每改过一个章节便交到李景峰那里,他处理过再交到韦君宜处。韦君宜是我的终审,我却很少见到她。大都是经由李景峰间接听到韦君宜的意见。

  此后许多年里,我与她很少见面。以前没有私人交往,后来也没有。但每当想起那段写作生涯,那种美好的感觉依然如初。我与她的联系方式却只是新年时寄一张贺卡,每有新书便寄一册,看上去更像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含着谢意的汇报。她也不回信,我只是能够一本本收到她所有的新作。然而我非但不会觉得这种交流过于疏淡,反而很喜欢这种绵长与含蓄的方式--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人间的情感无须营造,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灼热的激发未必能够持久,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内涵更加意味无穷。

当时看人看事的思维方式,是非“左”即右,非右即“左”,方位没有四面八方,人间没有中间色。用这种方式去看“韦老太”,她也有“左”的一面,如她在干校的连指导员任内,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当然,这并非她的本性,并非她的世界观使然,而是根据某领导指示,是跟风而身不由己。既然这样,她是很痛苦的。我居然见到了她的两次哭泣。

别人替冯雪峰抱不平,那么,冯雪峰在被打成右派后,他自己是怎样的呢?有一段时间他非常抑郁和苦闷。王士菁在《一个无私的忘我的人》中记述了冯雪峰当时的情况:“有时我到苏州胡同一六号他的宿舍去看他,他躺在书桌旁边的藤躺椅上,脸色铁青,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王任叔同志告诉我,雪峰同志当时的确曾想到过要毁灭掉自己。”但是很快,冯雪峰就投入到工作当中,他没有怨艾,不卑不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一名普通编辑。胡愈之在《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中说:“雪峰1957年被划为右派以后,跟我没有中断来往,不过很少走动了。以他那样的脾气,在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处分以后,对党没有怨言,也不自轻自贱,表现沉着而冷静,仍然一如既往,热心党的文艺事业,继续研究鲁迅,和我见面的话题都是关于文学研究方面的,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他编辑《郁达夫文集》,写出《郁达夫生平事略》和《郁达夫著作编目》,又继续编选1918至1949年的《新文学三十年集》中的短篇小说部分。利用业余时间,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到1961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通报全国,摘去他“右派分子”帽子。

李景峰是个高个子的东北人,人很朴实,编辑功力很深,不善于开会发言,但爱聊天,话说到高兴时喜欢把裤腿往上一捋,手拍着白白的腿,笑嘻嘻地对我说:“老太太(人们对韦君宜背后的称呼)又夸你了,说你有灵气,贼聪明。”李景峰总是死死守护在他的作者一边,同忧同喜,这样的编辑已经不多见了。

  大前年秋天,王蒙打来电话说,京都文坛的一些朋友想聚会一下为老太太祝寿。但韦君宜本人因病住院,不能来了。王蒙说他知道韦君宜曾经厚待于我,便通知我。王蒙也是个怀旧的人。我好像受到某种触动,忽然激动起来,在电话里大声说是呀是呀,一口气说出许多往事。王蒙则用他惯常的玩笑话认真地说:"你是不是写几句话传过来,表个态,我替你宣读。"我便立即写了一些话用传真传给王蒙。于是我第一次直露地把我对她的感情写出来,我满以为老太太总该明白我这份情意了。但事后我知道老太太由于几次脑血管病发作,头脑已经不十分清楚了。瞧瞧,等到我想对她直接表达的时候,事情又起了变化,依然是无法沟通!但转念又想,人生的事,说明白也好,不说明白也好,只要真真切切地在心里就好。

在干校,在“韦老太”任连指导员时期,我闯下了一次“反军”的大祸。为了放鸭子的区区一件小事,我跳起脚跟、拍打桌子,大骂了一位作威作福的军代表。为此,军代表要君宜同志主持召开批判我的全连大会。这会因干部、群众抵制没能开成。我得知了这一消息,变得更坏,天天去找这军代表挑衅,要他立即召开批判我的大会。好几天,弄得他们鸡犬不宁。最后,君宜同志出面了,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认错。她也这么看,我更火了,接连向她开了一顿过山炮,靶子倒不是她,是她后面的军代表。她跟我说了很多,现在已记不完全了,只是最后声泪俱下的几句话,至今仍言犹在耳:“早春,你的为人,我清楚,全连的干部、群众都清楚。我们对你没有任何不好的看法,但你这样闹下去,叫我们怎么办!你自己怎么办!得考虑后果……”我知道她夹在这中间是很难的,如她不制止我的胡闹,给她个“纵容反军”的罪名,即使你咽不下,也得兜着走。于是,我再不去向军代表挑衅了。但我还在暗暗地胡闹,将我放的二百来只鸭子,全部停了下蛋,“鸭司令”的差事甩手不干了。这事军代表管不着,君宜也就任我去耍性子了。

我完全感觉得到,只要他在韦君宜那里听到什么好话,便恨不得马上跑来告诉我。他每次说完准又要加上一句:“别翘尾巴呀,你这家伙!”我呢,就这样地接受和感受着这位责编美好又执著的情感。

  尽管老太太走了。这些情景却仍然--并永远地真真切切保存在我心里。人的一生中,能如此珍藏在心里的故人故事能有多少?于是我忽然发现,回忆不是痛苦的,而是寂寥人间一种暖意的安慰。

一九八四年,君宜同志坚持要离任回家,在当时机关的三楼会议室开了一个全社大会,算是个告别会吧。会上,她几乎没有谈任内的工作,谈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慨。记忆犹新的只是这样几句话:“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做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她在说这些话时,不断哽咽着擦眼泪。大概是告别会的第二天,她就把办公室腾空了。从此以后,在我印象中,她从未回过出版社一次。也许,这里是她不堪回首的伤心之地。其实,她对文学出版社是位卓有贡献的编辑家,经她的慧眼,发现并培养了不少文学方面的英才,出版了不少长留青史的名著,在中国出版史上和文学史上,定当大书一笔。而群众也是喜欢她的,喜欢他们的“韦老太”。

然而,我每逢见到韦君宜,她却最多朝我点点头,与我擦肩而过,好像她并没有看过我的书稿。她走路时总是很快,嘴巴总是自言自语那样嗫嚅着,即使迎面是熟人也很少打招呼。可是一次,她忽然把我叫去。她坐在那堆满书籍和稿件的书桌前——她天天肯定是从这些书稿中“挖”出一块桌面来工作的。

谜样的“韦老太”

这次韦君宜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她与我谈起对聂士成和马玉昆的看法,再谈我们这部小说人物的结局,人物的相互关系,史料的应用与虚构,还有我的一些语病。她令我惊讶不已,原来她对我们这部五十五万字的书稿每个细节都看得入木三分。然后,她从满桌书稿中间的盆地似的空间里仰起来对我说:“除去那些语病必改,其余凡是你认为对的,都可以不改。”这时我第一次看见了她的笑容,一种温和的、满意的、欣赏的笑容。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笑容。

在我与“韦老太”有限的接触中,觉得她既是个女强人,又是个弱女子,一方面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豪迈,另一方面又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懦弱;她任情而拘礼,简傲而谦卑;她是个热水瓶,内胆是热的,外壳是冷的;她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是坚韧不拔地执著抗争的,但最终的拼命一击,也只能算是铅刀一割;她有雄才大略,但不能挥斥方遒;她狷介而随俗,敏捷而愚钝。她是个谜,颇让人费猜。当我初次见到她以及久卧病榻经常去探访她时,都在猜。在她的身上,似乎反映了一个不甚健康的时代,幻化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确否,还是让我们去看看她在病床上用左手写的《露沙的路》和《思痛录》吧。

随后,她把书桌上一个白瓷笔筒底儿朝天地翻过来,笔筒里的东西“哗”地全翻在桌上。有铅笔头、圆珠笔心、图钉、曲别针、牙签、发卡、眼药水等等,她从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间找到一个铁夹子——她大概从来都是这样找东西。她把几页附加的纸夹在书稿上,叫我把书稿抱回去看。我回到四楼一看便惊呆了。这书稿上密密麻麻竟然写满她修改的字迹,有的地方用蓝色圆珠笔改过,再用红色圆珠笔改,然后用黑圆珠笔又改一遍。想想,谁能为你的稿子付出这样的心血?

附记:

帮护有加她特批补助,拉我上文学之路

君宜同志已离我们而去了,她的懿行美德,自有对她了解更深的老朋友去忆念。我不敢谬托知己,只能写点琐碎的记忆,算是对她的一点纪念。的确,我应该为她写点什么,当她的记忆力已经丧失殆尽的时候,我去看她时,当时没有什么反应,但时隔不久,她通过女儿杨团打来了电话,说是她终于记起来了,我就是曾在鲁编室干过的那一位。虽然我在鲁编室工作时几乎与她没来往,而与她接触较多的场合却未能记起,可见她的记忆已残缺不全了,但还在拼命地搜索。而我对她的了解肤浅,但印象却很深,我将永远记着我们的“韦老太”。

那时我工资很低。还要分出一部分钱放在家。每天抽一包劣质而辣嘴的“战斗牌”烟卷,近两角钱,剩下的钱只能在出版社食堂里买那种五分钱一碗的炒菠菜。往往这种日子的一些细节刀刻一般记在心里。比如那位已故的、曾与我同住一起的新疆作家沈凯,一天晚上他举着一个剥好的煮鸡蛋给我送来,上边还撒了一点盐,为了使我有劲熬夜。再比如朱春雨一次去“赴宴”,没忘了给我带回一块猪排骨,他用稿纸画了一个方碟子,下面写上“冯骥才的晚餐”,把猪排骨放在上边。至今我仍然保存这张纸,上面还留着那块猪排骨的油渍。

摘自《蔓草缀珠》增订版,陈早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有一天,李景峰跑来对我说:“从今天起出版社给你一个月十五块钱的饭费补助。”每天五角钱!怎么会有这样天大的好事?李景峰笑道:“这是老太太特批的,怕饿垮了你这大个子!”当时说的一句笑话,今天想起来,我却认真地认为,我那时没被那几十万字累垮,肯定就有韦君宜的帮助与爱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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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神灯前传》出版时,我去找她,请她为我写一篇序。我做好被回绝的准备。谁知她一听,眼睛明显地一亮,她点头应了,嘴巴又嚅动几下,不知说些什么。我请她写序完全是为了一种纪念,纪念她在我文字中所付出的母亲般的心血,还有那极其特别的从不交流却实实在在的情感。我想,我的书打开时,首先应该是她的名字。

于是《神灯前传》这本书出版后,第一页便是韦君宜写的序言。在这篇序中依然是她惯常的对我的方式,朴素得近于平淡,没有着意的褒奖与过分的赞誉,更没有广告式的语言,最多只是“可见用功很勤”,“表现作者运用史料的能力和历史的观点都前进了”,还有文尾处那句“我祝愿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发挥”。可是语言有时却奇特无比,别看这几句寻常话语,现在只要再读,必定叫我一下子找回昨日那种默默又深深的感动……

韦君宜并不仅仅是伸手把我拉上文学之路。此后,我那部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的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引起争议。当时那段历史尚未在政治上全面否定,我这部书稿便很难通过。1978年冬天在和平宾馆召开的“中篇小说座谈会”上,韦君宜有意安排我在茅盾先生在场时讲述这部小说,赢得了茅公的支持。于是,阻碍被扫除,我便被推入了激荡的文学洪流中……

没有私交真真切切记在心里就好

此后许多年里,我与她很少见面。以前没有私人交往,后来也没有。但每当想起那段写作生涯,那种美好的感觉依然如初。我与她的联系方式却只是新年时寄一张贺卡,每有新书便寄一册,看上去更像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含着谢意的汇报。她也不回信,我只是能够一本本收到她所有的新作。

然而我非但不会觉得这种交流过于疏淡,反而很喜欢这种绵长与含蓄的方式——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人间的情感无须营造,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灼热的激发未必能够持久,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内涵更加意味无穷。

去年秋天,王蒙打来电话说,京都文坛的一些朋友想聚会一下为老太太祝寿。但韦君宜本人因病住院,不能来了。王蒙说他知道韦君宜曾经厚待于我,便通知我。王蒙也是个怀旧的人。我好像受到某种触动,忽然激动起来,在电话里大声说是呀,是呀,一口气说出许多往事。王蒙则用他惯常的玩笑话认真地说:“你是不是写几句话传过来,表个态,我替你宣读。”

我便立即写了一些话用传真传给王蒙。于是我第一次直露地把我对她的感情写出来,我蛮以为老太太总该明白我这份情意了。但事后我知道老太太由于几次脑血管病发作,头脑已经不十分清楚了。瞧瞧,等到我想对她直接表达的时候,事情又起了变化,依然是无法沟通!但转念又想,人生的事,说明白也好,不说明白也好,只要真真切切地在心里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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